戴旭指出，美国通过留学、发绿卡、给予教育资金等方式，对来自的中国的精英进行洗脑，让他们自觉的接受美国，自觉的排斥中国，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教育培育亲美者。戴旭指出，高官、巨贾，士子名流，无不以子女留学美国为荣，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。戴旭认为，美国教育有自己的优势，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如果所谓的精英不分青红皂白的为美国点赞，认为美国什么都是好的，并主动贬损自己的教育与文化，这就非常让人担忧了。戴旭认为，美国通过教育和舆论引导培养亲美者，是值得高度警惕的事情，特别是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精英无原则的亲美是非常可怕的。戴旭指出，过度的亲美，其实就是散布文化自卑感，是对我们文化自信的冲击。

控制中国教育，
培养亲美国的中国人

得到阿拉斯加只是西沃德的太平洋扩张政策的一部分，他的目的是要通向亚洲，特别是通向中国。鸦片战争后，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列强已经开始像在美洲一样“瓜分”中国，不仅在上海、天津等城市开办了“租界”，还把中国市场分成几块由它们支配。美国是后来者，且因为受到国内战争等因素的困扰，一时无力与列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，只能奉行所谓“合伙政策”。 
1861年，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让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代表中国去办理外交。蒲安臣原是美国驻清朝政府的公使，也是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。由于他主张通过外交解决纠纷而不诉诸武力，颇得恭亲王奕忻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信任。
但这个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美国人，心里想得最多的还是美国。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，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在战争中伤亡，更多的人在从事与战争相关的事业，在接着展开的西部大铁路建设中，美国便严重缺乏劳动力。清朝对这些情况当然一无所知，但蒲安臣心知肚明。于是，1867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，第二年就代表清政府偕海关道志刚、礼部郎中孙家谷及随员三十余人组成“中国使团”，出访美、英、法、普、俄等国。
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中国办差，其实，根本目的还在于为美国困难解套。1868年，他违背清政府关于重大事情必须“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，再定准否”的训令，擅自代表清政府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签订了《中美续增条约》，即《蒲安臣条约》，规定了最惠国条款。
该条约除了开辟中国劳工到美国出卖苦力的通道之外，还特别强调中国“自订章程”的权利、“内政自主”的权利等。看起来是美国在帮中国说话，其实质目的乃在于防止欧洲列强垄断中国市场，以求实现对华“贸易机会均等之门必须对所有国家的自由竞争开放”。这是30年后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实行“门户开放”政策的前奏。

这个《蒲安臣条约》还有一条非常有远见的规定，其影响直达21世纪的今天。其第七款说：两国人民往来游学，照最优之国优待，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，互设学堂。由于清朝在美国的人数少而又少，中国不可能到美国去办学，因此，所谓互设学堂只能是美国在中国开办学堂。早在 1862年，蒲安臣就上书西沃德，要求美国在华兴学。蒲安臣认为这样做可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对华贸易，从而有利于美国对华经济扩张。
西沃德对这一建议非常热心，在他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，就建议拨款建立一所主要培养中国人的学院，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望拥有巨大的优势来为美国政府服务，促进美国对华商业和贸易的利益”。
20世纪初，因义和团运动，西方八国列强再度打入北京，逼清政府赔款。美国人装得宽宏大量，只要清朝赔美国在战争中所用的军费，而不额外勒索。然而，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成发现，美国要求的赔款比以前美国政府声明的军费开支多了两倍半。于是，梁成便找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。
最后，梁成与海约翰达成协议，把军费以外的余款作为兴学之用。美国将这笔“庚子赔款”分两次退还中国开办了美国的学校（清华大学的前身）。拿中国人自己的钱办美国人的学校，还要中国人说美国人慷慨大方。中国一些糊涂虫至今还在感谢美国人的仁慈。李敖2005年9月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，办清华大学的钱来源是美国人故意冒领钱被我们逮到，被我们追回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培养代理人的重要性，仅此一点，就足以证明美国人的远见远远在欧洲所有列强之上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兵法中所说“得人心者的天下”的做法。
到20世纪后期，美国对中国代理人的培养，主要通过本国学校招收留学生和给以绿卡的方式进行。而被美国洗脑，因此亲美的中国人，也比清朝末年多了成百上千倍。历经百年，留学美国在中国已成时尚，高官、巨贾，士子名流，无不以子女留学美国为荣。这背后，反应的就是一种对本国教育的不信任，或者极而言之是一种民族的自卑感。
美国在这个方面，对于中国是一种战略上的成功。这种成功，无形中界定了双方在世界现实中的定位。
堂堂正正地做个爱国者，是我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。你、我、他，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传播正能量，我们自豪，我们骄傲！